马达加斯加的渔民迁徙与海洋保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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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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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 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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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达加斯加海洋环境中渔民当代迁徙的调查，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调查之一。
作者：Garth Cripps a, Charlie J. Gardner
接上文：马达加斯加的渔民迁徙与海洋保护（一）
我们对马达加斯加海洋环境中当代迁徙的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了第一次混合方法调查，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调查之一。从我们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一种动态现象，这种现象已经从主要以维持生计为基础的迁徙，转变为主要由海产品贸易全球化所创造的利润丰厚的市场所驱动的，以及当地目标物种渔业崩溃所驱动的迁徙。事实上，只有三分之一移民领袖的父母也是移民，这表明移民的性质在不断变化，受推动和拉动因素的驱动：新一代没有维持他们父母生计的谋生机会和生产性渔业，但确实可以进入新市场。贸易对Vezo 渔民的生计并不是一个新的影响，20世纪初就已出现贸易。数据显示，到2009年，出口驱动的鱼翅捕捞和海参捕捞是80%以上受访移民的主要活动。当代移民受到推力和拉力因素的强烈影响，尽管这些影响的相对权重因移民类型而异。在推动方面，马达加斯加西南部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几十年来一直在迅速下降，许多珊瑚礁系统现在已经高度退化。在拉动方面，鲨鱼和海参出口市场利润丰厚，这为移民在富含目标物种种群的地区寻找这些产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资源的“边界”一直在稳步向北移动。这表明贸易全球化和市场对世界偏远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但这仍然是保护优先地区生计变化的一个鲜为人知的驱动因素。群岛上并没有正式的准入限制来阻止移民对岛屿及其渔业的开发，而是由陆地居民通过faly“监管”，禁止渔民在岛上过夜或定居。然而，附近的渔民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faly,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远洋船只和安全、定期到达的专业知识，并且也没有受到当今普遍存在的强大推拉因素，即资源减少和新的市场机会的影响。尽管移民渔民确实打破了在岛上定居的关键规则，但当地领导人报告的一些行为如埋葬、耕种等可能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faly往往被当地领导人和政治家拿来说事，而不是当地渔民。对faly 的尊重破裂不一定是由移民引发的。随着资源的商业化或传统权威的瓦解，或者由于新的外来者的涌入导致互惠社会互动的淡化，它们可能容易受到侵蚀。包括导致本地资源商业化的新市场的影响，特别是不关心faly的局外人建设酒店、开采鸟粪以及非法捕鱼等行为，这逐渐导致移民以及当地居民对 faly 的尊重都随之减弱。管理当代迁徙及其影响是Kirindy-Mite 和 Barren 群岛保护地管理者的优先事项。Vezo 渔民瞄准的至少 14 种鲨鱼和 8 种海参物种在全球面临灭绝威胁，而这两个群体都是关键物种。移民渔民在岛上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包括清除植被、破坏繁殖海鸟群落以及引起老鼠和猫的侵扰。然而，移民传统渔民可能不会对这些资源或整个群岛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最大威胁：调查显示，Belo-sur-Mer群岛 和 Maintirano 的常住渔民认为拥有机动设备的渔民和工业渔民对其生计构成的威胁远大于传统移民渔民。在 Belosur-Mer群岛周围的村庄，48% 的当地渔民将工业拖网渔船视为捕捞量下降的原因，而这些拖网渔船也因危及传统渔民而引发冲突，缠住或撕裂他们的网，并破坏底栖栖息地；31% 的当地渔民认为海参潜水员是他们生计的主要威胁；7% 提到工业拖网渔船，而只有 3% 提到传统的移民渔民。自2003年以来，马达加斯加在我们研究区域内建立了三个主要的新海洋保护地，2014年，马达加斯加承诺将海洋保护地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提高三倍。由于许多新保护地建立的优先区域位于马达加斯加西部受当代Vezo迁徙影响的地区，根据我们的研究产生的新的理解，考虑现有海洋保护地模型的适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从纯粹的社会角度来看，我们的数据和文献表明 Vezo 迁徙是一种重要的适应性资源管理策略，使渔民社区能够充分利用可用资源并在稀缺时期繁荣发展。鉴于这一“释放阀”的社会经济重要性，在关键目的地地区建立严格的保护地可能会剥夺移民渔民的关键资源，从而加剧他们试图摆脱的贫困。因此，鉴于全球呼吁保护以避免贫困恶化，以及马达加斯加政府自己的保护地体系旨在为减轻贫困做出贡献的目标，严格的保护地可能是不合适的。此外，严格的保护地不会减少或减轻移民渔民的影响，而只是将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这种现象称为渗漏。例如，自 2010 年 Kirindy-Mite 海洋国家公园建立后，Belo-sur-Mer 群岛上的移民营地被强制清理，关闭了利用该群岛的移民渔民的重要生计机会，并可能加剧了移民对其他目的地地区如Barren群岛的影响。重要的是，营地清理还边缘化和恶化了与该地区渔业资源管理关键利益相关者（移民渔民）的关系，但却并没有对减少海洋保护地内非法机动和工业捕捞这种更大的威胁。传统的移民渔民成为海洋保护地管理者的软目标，因为他们没有工业渔民在谈判边界时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与Belo-sur-Mer 群岛相比，Barren 群岛作为 LMMA 进行管理，具有共享治理结构，将居民和移民渔民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相关当局整合在一起。保护地作为促进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的机制，赋予传统渔民管理其渔业资源的权力，并针对机动和工业船队实施规则。通过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治理结构，这种方法更有可能满足政府对其保护地体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目标，并且也为整合和建立现有的习俗制度（如faly）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下的严格保护地。然而，如果治理结构被 Maintirano 的居民渔民垄断，移民的利益可能仍然被边缘化，他们仍然强烈希望将移民排除在群岛之外。此外，虽然 LMMA 理论上为协作资源管理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但在实践中，Barren群岛的共享治理结构未能阻止非法潜水队在 LMMA 内逍遥法外。这不仅极大地破坏了传统渔民的关键捕鱼资源，而且削弱了他们对当地法规的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传统渔民（包括居民和移民）支持在Barren群岛周围建立保护地的关键原因是他们希望保护地能够控制非法潜水队和捕虾拖网渔船。如果能够建立确保规则适用的机制，基于海深的变化和装备的选择，可能足以促进海参的可持续开发：不允许使用水肺辅助潜水， 自由潜水员无法到达的深水区可以作为自然“保护地”，确保源头种群的维持。然而，对于鲨鱼的保护，仅仅建立保护地是不够的，因为许多鲨鱼物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保护地。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政策层面解决全球鱼翅贸易对鲨鱼的威胁——马达加斯加的优先行动包括制定适当的立法和国家鲨鱼管理行动计划，包括对种群评估、监测和监视的规定以及一系列空间活动的规定，基于年份和基于市场的机制。同时，也要在全球范围内努力减少对该种资源的需求。鉴于迁移受推和拉因素的影响，仅在目的地地区实施行动不太可能取得理想效果。侧重于阻止和扭转迁徙来源地资源可用性下降的战略，例如通过渔业管理减少捕捞压力和提高生产力——促进生计多样化、在重点地区实施限制措施并建立永久保护地、计划生育减轻人口压力等，可能有助于减少向北方的移民流动。虽然缺乏数据， LMMA（或其他形式的多用途保护地）似乎是比严格保护地更适合迁徙来源地的保护方法，因为它们解决了鼓励渔民迁徙的推动因素（即人均资源可用性降低），而严格保护地可能会因为将渔场封禁来加剧推动因素，从而可能导致更大的迁徙压力。渔民迁徙并不全然是负面的，60%的渔民每年或永久迁徙，从而降低捕鱼压力，这可能是这些基于渔业的管理干预措施持续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来源地和目的地地区的多用途保护地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来管理和缓解移民及其影响，但如果单独管理保护地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而影响它们的人口迁移的规模要大得多。移民还可以带来管理机会，例如在季节性移民缺席期间，来源地和目的地暂时关闭渔业捕捞。这样看，整合到更大区域网络并能够制定补充管理行动的 LMMA 是一种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而同时考虑迁徙范围内受保护和未受保护区域的景观方法，可能最适合管理Vezo 迁徙带来的威胁和保护机会。
我们的研究对Vezo 迁徙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使我们能够反思该地区最近的保护举措，即严格保护地和 LMMA 的扩展。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LMMA 比目的地地区的严格保护地更合适，因为它们允许整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且不会对大片区域施加准入限制从而剥夺传统移民的关键应对机制而加剧其贫困。此外，虽然严格的海洋保护地有效地对传统移民渔民这一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实施了准入限制，但事实证明，在解决机动和工业捕鱼这种政治上强大的渔民对海洋资源构成的主要威胁方面，它们并不比 LMMA 更有效。LMMA 也更适合移民原籍地区，因为它们有助于减少而不是加剧促使移民离开的推动因素（人均可用资源下降）。然而，虽然保护地可能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护的主要方法，并且确实在迁徙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提供了有用的机制，但仅靠它们是不够的，因为需要采用景观水平的方法来利用迁移带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