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焱的战争

2013-01-25 易蓉蓉 《中国科学报》 第5版 人物周刊

新疆野马

在崇明东滩放归的扬子鳄

濒临灭绝的东北虎

在东北虎栖息地清套

从两年前开始,她投身于反对中国自然保护领域最高法立法的战役,从此再也“没有退路”。
上高中时,她读了珍妮·古道尔的《我和大猩猩》,爱上自然和自然保护。
27年前,她填的高考志愿全是生物学相关领域。
18年前,她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开始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她开展的自然保护地、外来入侵物种、天然植被恢复、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制定、中国生物地理区划等研究引领了新的保护理念的传播。
2005年,她受命担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将这个国际环保机构做得风生水起。
2011年开始,这位沉稳低调的学者华丽转身,致力于狙击《自然遗产保护法》的立法,在他们的努力下,这部备受争议的中国自然保护领域最高位阶法案一再被推迟审议。
当然,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身后站着无数的生态、法律、政策研究、管理、公民社会建设、新闻传播等领域的学者和热爱自然的普通公民。

北京大屯路,国家动物博物馆。

馆里有一座灭绝动物的警钟,底下仿照树木年轮的时光轨迹,记录着一个个已经灭绝的动物:阿特拉斯棕熊,1870年灭绝;中国白臀叶猴,1882年灭绝;澳米氏弹鼠,1901年灭绝;澳洲小兔猼,1890年灭绝;巴厘虎,1937年灭绝;中国豚鹿,1960年灭绝;中国特有的白鳍豚,刚刚灭绝……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庞大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别的学者,她的办公楼就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的东北面,二者遥遥相望。
她叫解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总协调员,被许多同行称为中国《自然遗产保护法》的“狙击手”——从两年前开始,她投身于反对中国自然保护领域最高法立法的战役中,从此再也“没有退路”。
“不管是走上层路线,还是走下层路线,我只想做成这件事,用自然保护地捍卫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解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她的核心观点。

十年“变形记”

自然遗产在《自然遗产保护法》的语境下,指的是我国独特丰富的生物物种的代表。这11年间,相关法规经历了《自然保护区法》、《保护地法》、《自然保护区域法》、《自然遗产保护法》等名称和内容的变化,上演了一出“变形记”。
事情可以追溯到11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被要求修订——这个条例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很多条文已不能满足时代变化的要求。
2004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环资委”)起草了第一部《保护地法》草案。
200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时任主任汪光焘牵头起草了《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标志着环资委启动了自然遗产保护法的论证工作。
2011年底,草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并同时组织专家等征求意见与建议。
解焱也在被征求意见的专家名单中。她提出了调整法律覆盖范围、加强政府统一监督、进行分区分类管理等意见。
后来,环资委采纳了其中一些小的建议,大的建议却没采纳。
201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报告提出,《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及相关论证材料已准备完毕,建议将审议该法律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仍是这年底,《自然遗产保护法》在巨大的争议声中被推迟审议。解焱认为自己的努力有了一定的回音。
2012年,草案被提交给了国务院法制办,开始向各个部门征求意见。
2012年2月5日,解焱决定用一切努力叫停《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必须要认真讨论”。她认为这个版本的法案存在四个严重问题:自然保护地覆盖范围和布局不够合理;保护管理机构缺乏人员、经费和执法权;保护管理工作监督不足;社区惠益分享不够公平。
此后一个月,她争取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支持,在2012年两会上提了3个人大议案和1个政协提案。
两会落下帷幕,但她的战争远没有停歇。解焱申请了一个国际基金,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组。
2012年4月,她呼吁专家联名成立“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以组织形式推进他们的工作。同行响应很积极——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贵州大学、厦门大学、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以及多个国际保护组织等近100位生态、法律、政策研究、管理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至此,他们的战斗有了指挥部。

狙击《自然遗产保护法》

为什么要狙击《自然遗产保护法》?
解焱分析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我国自然保护方面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自然遗产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只包括了保护地的前两种: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并且排除了地方性的保护区,只保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就是说,对于如地方级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以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地质公园等其他保护地类型没有涉及,剩下的7000多个保护地将无法可依。
“这样的分割保护是对自然规律的不尊重,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解焱说。
同时,这部法案没有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区监管混乱的源头问题。我国的自然保护区素来有多头管理的问题,再加上管理权和监督权没有分开,即“自己监督自己”,很难进行有效保护。修路、筑坝等大型破坏性活动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的核心区时有发生,放牧、采药、偷猎等活动更是司空见惯。
自然保护区保护不力,首先遭殃的就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是一个方面,非法捕猎更是直接威胁野生动物生存。此外,湿地经济利用价值高,最易受到经济发展的威胁。
2012年冬天,我们看到亚洲最大越冬候鸟栖息地鄱阳湖的候鸟遭疯狂猎捕。南迁而来的候鸟种群数量规模已经年年下降,目前其候鸟数量仅相当于10年前的约1/10。
就在前两周,全国17个省市遭遇了PM2.5雾霾的袭击。“伤我的肺不够,还要伤这个国家的肺,请立即停止伤害。”1月12日,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发布一条微博,怒斥一个将要“刺”入国家自然保护区心脏地带的省道工程。这条公路是腾泸二级公路(S238)一期工程,在高黎贡山砍伐大面积原生林而修建,终点不仅是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界碑,也是白眉长臂猿在中国最好的栖息地。倘若二期工程按贯穿保护区计划修建,必将为这里带来生态灾难。
我们还看到诸多保护地保护不住生物多样性的惨痛案例: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小水电开发;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保护区因小南海水电站建设被迫调整;环评公示期施工的辽宁盘锦滨海公路试图穿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海豹的核心栖息地等等。
解焱说,之所以反对《自然遗产保护法》,是因为期待一个覆盖更全面、保护更有力、与中国自然保护现实接轨的法律,而不是象征性地立法,然后束之高阁,任由生态进一步恶化。

寻找“高层代言人”

谈及目前推进自然保护地立法的最大困难,解焱坦陈还是要找到一位跳出部门利益的“高层代言人”。“保护地法难成的主要原因,是各部门都不希望多一个监管自己的‘婆婆’。”她说。
“九龙治水”是很多中国问题久拖不治的症结所在。由此,“走下层路线”的解焱自称“够不着上层”,特别想找一位院士或者权威人士来做《自然保护地法》的代言人。
而且,讨论一直在相关部门和专家层面持续激烈地进行,却没有在公众中很好地推广。
但不管困难有多大,解焱仍旧选择坚持。
她出生在大凉山少数民族地区,从小受到良好自然环境的熏陶,在眉山农村长大,小学时每天上学沿着小河和农田行走,对自然有一种依恋。
199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汪松的研究组之后,解焱陆陆续续学到很多相关知识,特别是接触到世界著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包括John MacKinnon(马敬能)、Jeff McNeely、George Schaller等人,解焱才真正意识到,高中毕业时自己填写的众多生物学方面的志愿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永不衰退的热情,从事野生生物的保护工作。
“某种程度上,1972年就来四川研究国宝大熊猫的马敬能是最了解中国生态情况、最能对症下药的生物学家。解焱在国合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当协调员,她、吕植、马敬能和我等人做了四川卧龙大熊猫的世界遗产申请工作,以及后来的就地保护研究、会议组织等,她获益匪浅。”汪松说。
在2011年以前,解焱担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在她的努力下,西部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有蹄类保护项目、跨国界东北虎保护项目,长江中下游地区扬子鳄和斑鳖保护项目、华南地区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项目有效推进,并于2008年启动了我国首个针对边境地区野生生物保护执法的奖项: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
解焱带领的WCS中国项目,让人们记住了游走在羌塘和帕米尔的无人区和半无人区的藏野驴和藏原羚,记住了咆哮在长白山区的东北虎,记住了从美国远道而来、放归在上海崇明和安徽等地的小扬子鳄,记住了蛰伏在长沙动物园和苏州动物园、继而繁衍后代的最濒危最古老物种斑鳖。
解焱带领的WCS中国项目,更让人们记住了在荒芜、寂寥的边境地区,无怨无悔地将青春和智慧奉献在我国野生生物执法保护第一线的野生生物卫士们。
可是,受限于WCS的机构定位、宗旨和经费,再加上“一个人能力和时间非常有限”,解焱思来想去,还是于2011年3月向WCS提出辞职,回归到科学家的身份。
究其实质,她还是不想以国际环保机构官员的身份“对中国生态保护指手画脚”,那样不无敏感。更重要的是,她不想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物种的保护,而是想着力于整个中国的保护事业。
至今,解焱从事自然保护19年,这个工作给她带来的更多是欢乐。她说,未来几十年,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去追求实现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愿意为维护大自然的美丽和生机奉献一生。
“必须要让全民来关心野生生物的命运,中国的物种才有可能得到保护,仅仅依靠少数的保护学者和管理人员,我们将看着更多的像白鳍豚一样命运的动物和植物,一个个从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消失。”解焱在博客中写道,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回这种对大自然在精神上的依赖感。
解焱办公室的书柜里满满当当都是书和宣传册页,也摆放着不少她参与保护工作留下的纪念品:憨态可掬的东北虎玩偶、打手鼓的朝鲜族姑娘玩偶、印有中国最西部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尔克什坦海关徽章的标牌、扬子鳄标本。就连她的水杯,也印着可爱的雪豹和保护雪豹的标语。
她也津津乐道于自己在考察一些标志性物种时的留影——在马来西亚红树林考察,在安徽扬子鳄繁育中心收集扬子鳄蛋,在东北虎栖息地清套,穿着潜水服在马来西亚珊瑚礁,划着独木舟在加拿大Quatico公园考察,在新疆考察野马,在福建考察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在崇明东滩放归扬子鳄,特别是她与白化老虎的对视照片把她和东北虎的保护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在吉林珲春自然保护区为东北虎等野生动物清套时,由同事杨锐拍摄的一张照片,被解焱作为其微博个人照片——上面戴着蓝色毛线帽,下面是红色脖套蒙面,只剩下一双清澈的眼睛盯着镜头。这张颜色鲜艳而“语焉不详”的图片承载着这位狮子座的女学者太多的坚持和期待。